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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针对备受争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清华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在法学院模拟法庭举办了首次“卷烟包装警示标识模拟听证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关学者、控烟人士、烟草行业代表、烟民代表等20余人参会，围绕《规定》是否达到《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以及《规定》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教授主持了听证会。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2006年在我国正式生效，依据《公约》规定我国必须在2009年实施《公约》的第11条关于“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的规定。为此，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2008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然而，该规定一经出台，就遭到国内外专家及公众的尖锐批评，认为它违背了《公约》的基本精神，以表面上满足《公约》的起码要求来达到淡化烟草危害的目的，并认为《规定》没有征求医疗卫生界、科学界、教育界专家的意见，未能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益。在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也因“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而被授予“脏烟灰缸”奖。
中国控烟协会宣传部主任张静认为，从《规定》的颁发主体来看，是烟草专卖局，这一点就非常不符合《公约》的要求。她说：“公约第5条一般义务的第3点说明：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各缔约方应根据国家法律采取行动，防止这些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其中实施准则明确说明：由于烟草业的利益直接与公共卫生目标冲突，烟草业不应成为任何制定和实施公共卫生政策相关活动的伙伴。其中第1条规定：缔约方不应接受、支持或任何与烟草业或其他任何促进其利益的实体或个人建立伙伴关系，签订不具备约束力或无法执行的协议，以及开展任何自愿安排的活动。第2条：缔约方不应接受、支持或认可烟草业组织促进、参与或进行青少年或公众教育活动，或者任何与烟草控制有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活动。第3条：缔约方不应接受、支持或认可任何烟草业起草的自愿行为守则或文书，他们提交这些是为了替代法律上可执行的烟草控制措施。第4条：缔约方不应接受、支持或认可烟草业提出的协助请求，或由烟草业起草，或与其合作起草的烟草控制立法或政策建议草案。”
据介绍，根据《公约》第5条的要求，这个《规定》本身就不应该由烟草专卖局来制定，控制烟草是公共卫生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烟草专卖局是不具备制定这样政策的主体的，烟草专卖局只有执行的权利，它没有颁布规定的权利。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只能是行业自愿行为的守则，和履行《公约》毫无关联。因此它的内容也与履约有很大的差异（差距）。颁文的主体不成立，它的内容自然而然也是不合法、不成立的。
首都经贸大学沈敏荣教授，指出《公约》关键第一是位置，要求是正面和背面，原来我们是侧面的，这是符合的。第二是尺寸，公约要求是警语信息占50%，至少30%。我国的规定是30%，也就是把横线%。但公约的意思是“警语与信息”的内容占30%，我手头有一个符合规定的澳大利亚的包装，大家可以看什么叫做“警语与信息”符合规定。而我们是把横线%，那么我也可以把横线提高到一半，而字还是保持原样，这是不是也符合公约的要求呢？第三是图像的使用。实施准则中规定“使人人了解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的危害”，而有一些人是不认识字的，怎么使他了解烟草的危害呢？就是使用图像，而我们的包装上只有文字，中国有很多文盲，这部分人群有很多人是吸烟的，他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因此这点也不符合。第四是颜色，公约要求是对比色。包装底色如果是红的，警示语就应该是黑的。而我们强调要同色，如果烟盒是黄的，警语就是黄的，就是为了模糊它们的界限。
此外，作为烟草行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国家烟草专卖局是否应当制定和执行卷烟包装警示标识规定更是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讨论。有人士主张现行的烟草专卖制度下，只有烟草专卖局才最了解行业规律，最有发言权，因此应该由国家烟草专卖总局制定烟草行业的相关法规。但是多数意见认为，烟草专卖局和烟草总公司政企不分，烟草专卖局无法站在公共健康的角度制定警示标识规定，反而在维护烟草行业的利益；《规定》与《公约》宗旨相悖，无法体现维护公民健康的立法目的。
针对如何制定有效烟包警示，与会专家介绍，目前包括澳大利亚、泰国、新西兰、智利、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都采用多组图片式警示标识，这些标识由医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家拟定、政府发布，烟草企业照章遵行。有学者建议应重新制定新的有关规定，并提出应由我国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组织医疗卫生、行为心理、教育等各界专家，按照控烟履约精神，研究制定烟草制品包装警示标识的有关规定，而不应由享有巨大利益的烟草部门来主导此项工作。
